【中文关键词】 第三方评估。
鉴于当下社会情况，尤其是日益高涨的性交易除罪化(合法化)的呼声，依前述原则而采方案(2)，不免留有遗憾。其次，基本权利竞合是否可以和刑法一样适用强化理论，不无疑问，因为：刑法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较为确定，而基本权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都相对抽象和模糊，这使得基本权利的强化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指导标准，也就意味着需要给予违宪审查机关以较大的裁量权。
尽管基本权利的强化说日益居于主导地位，并受到理论和实务的青睐，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无意提出一套统一的解决方案，毋宁相反，他们更强调通过宪法解释和个案衡量确定最终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对基本权利予最大限度的保障。[29]不过，此处所指额外的构成要件并非一般基本权利无法涵盖的，毋宁只是在其范围内依照特定标准进一步类型化的结果。[82]其次，也有观点认为，累加适用是错的或者至少是不妥当的，法院在这种情形下，只是简单地适用所有相关基本权利，并未明确到底哪项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布勒克曼(Bleckmann)形象地指出，如果将两个基本权利规范的保护范围比成同心圆，则其中调整较大领域的基本权利规范为一般基本权利，而调整较小领域为特别基本权利。但是，从实务的经验来看，恐难期待其发挥相关功能。
其次，与刑法学上的理由相似，在基本权利竞合的情形下应有越如何，则越如何公式(Je-desto-Formel)的适用，即可能受到威胁的基本权利价值越高或者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越高或者越严重，则国家保护义务的负担越重。不过，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厘清和界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基本权利释义学和基本权利判例的发达程度。[30]此处运用相关理论，就防范网络服务提供者公法审查义务对私法义务的不当影响进行研讨。
[33]参见Hendickson v. Ebay Inc.，165F, Supp.2d 1082，60U. S. P. Q.2d (BNA)1335(C. D Cal.2001)。[20]屈茂辉：《论民法上的注意义务》，《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第28页。[12]该办法第14条第1款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设置专门的网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或者指定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平台上的食品经营行为及信息进行检查。[9]屈茂辉：《论民法上的注意义务》，《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第25-26页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转型与法治发展的真正根源不是思想和世界观的转变，而是经济基础内部的变化与发展。十九大报告重申，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从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发展来看，邓小平的民主制度化与法律化理论、江泽民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胡锦涛关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填补了早期马列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法学空区，极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内涵，广泛积累了在一个经济文化条件都相对落后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经验。尽管马克思没有完成这个写作计划，但从他列出的写作大纲来看，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概念已经涵盖了民主、法治、政党、国家权力等现代政治的基本主题。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特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法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可能系统而有针对性地论述过。[1]本文中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专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律问题的理论阐述与主要观点。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使之成为治国的宪法原则和目标。[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页以下。
就此，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存在一个法学空区。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前途与命运，亦成为马克思晚年思考的一个重大主题。
2007年，中共十七大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40] 回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程，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是推动当代中国逐步迈入法治国家的强大动力与实践源泉。
20世纪9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来代表和推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探索人民当家做主、改善人民生活、建立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经验，显示出巨大的制度优越性。马克思非常强调应当尊重东方民族等非西方民族作为被压迫民族对于现代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保障问题，强调充分发挥法治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动引领与保驾护航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对法治的批判是他们批评社会理论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法学致力于法律批判，其目标是揭露统治的结构并颠覆它们赖以维系的信念和价值。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中国方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是当代中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斯大林强调，凡是党做出的决议、发出的指示甚至口号，都应具有实际决定效力具有法律效力。
在18世纪欧洲与21世纪中国之间时空间距的阻隔之下，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成为无产阶级主要历史使命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语境之下，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革命法制话语已经远远不能回答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国家建设话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世界观、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解读力量与理论指导意义。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都会既反映世界法治发展的普遍性和共性，又反映各自国家和民族法治发展的特殊性和个性。[14]《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页以下。[4]参见张恒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1期。[5]Jurgen Habermas, What does Socialism Mean Today？ The Rectifying Revolution and the Need for New Thinking on the Left, 183 New Left Review 12(1990). [6]前引[3]，柯林斯书，第20页，第21页。由于东方国家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东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也将遵循不同的逻辑与路径。
从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存在和发展了近百年。中国社会的法治需求，来自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坚持认为人是法律的主体：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直接推动了我国的经济立法热潮，并为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奠定了经济基础。[22]1957年，毛泽东在判断中国社会状况时进一步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需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50]人民的自由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存在，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无产阶级建立国家政权之后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而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8]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也要进行大量的制度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各国具体国情大相径庭，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参照、借鉴，只能是通过各国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能不断推进。[36]参见公丕祥主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7页以下。
[41]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强调，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社会本身——是所有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的根源。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总体而言，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中包含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话语，但其鲜明的主题仍然是革命，而这也构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形态。自其创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随时代与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任务。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8页。